核心观点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有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这种顶层规划以后，我们应充分看到希望之所在——就是调动一切潜力和积极因素，按照现代国家治理的取向，对接“新常态”，打开新局面，打造升级版，把我们增长质量真正提高起来，为中国人民造福，也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共赢和平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勾画了“新常态”的九个特征。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我们要调动一切潜力和积极因素，按照现代国家治理的取向，推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在实现中国梦征程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中高速、结构调整优化、创新驱动是三个关键词
“新常态”的第一个关键词为“中高速”。“中高速”就是会以不同于两位数高速增长状态的新阶段来取代原来的旧阶段。“新常态”的“新”字，首先表现运行形态上的这样一种变化和阶段性的转变。“新”字后面跟的是“常”字，所以还得进一步考虑中高速在“新”之后，怎么样趋稳，怎么样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即成为常态。政府关于年度GDP的具体量值的设定，应该是一个预期值。“7.5%左右”的表述，代表的是一个区间，这个区间还要进一步在探底过程中间明确它的可接受下限。实质的问题是在这个演变过程中间，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是不是得到提高，人民群众是不是得到实惠——因为经济的发展一定要落到“以人为本”的本原追求上。
第二个关键词为“结构调整优化”。实际生活中间密切关系到经济增长质量、关系到人民群众实惠和幸福感的，一定是资源配置中的结构优化。把经济增长质量的追求体现在结构调整、结构优化上，我们对“新常态”的认识在第二个关键词之下就深入得多了。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可以验证：如果我们看到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结构优化中能够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也就是在真正落实“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这个我们说了多年的要求。在经济探底过程中，GDP增长速度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间增长质量是不是真的提高，综合绩效是不是进入了上升轨道。
第三个关键词是“创新驱动”。这些年来，“走创新型国家道路”已成为我国的一个基本国策。从宏观的角度看，制度创新至关重要。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的是经济社会制度安排必须要完成的转轨，以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新常态”之下，必须抓住制度创新这个“关键一招”。制度安排、机制建设所带来的创新驱动，应该合成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互动的发展潮流，来支撑我们的“新常态”。按照合意的这样一种前瞻和预想，要争取给出对冲我们面临的下行压力后一定的净升值，即对冲下行压力以后，净的上升值能够对接到比如说7%左右、尽可能长的增长平台上，这样的增长状态有质量，由其带来的升级版的种种正效应，就可以给人民更多的幸福感。而且，增速在世界范围内比较大规模经济体里面，仍然是名列前茅的高增长。中高速的增长对于中国这样发展中经济体的领头雁、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代表来说，如果在未来8年、10年、15年甚至更长时间段里面，能够维持实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同时成功打造升级版，那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就一定能够按照我们的意愿把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
中国经济仍然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15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第一，继续稳增长。第二，培育新的增长点。第三，加快转变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式。第四，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如“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第五，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在目前这个阶段，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很多很实际的问题，如大家所关心的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等等。另外要根据实际情况把公租房廉租房概念并轨，因为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很难形成清晰界线了；又如顺应老百姓的需求，推出“共有产权房”，比公租房的“档次”高一点，购买者多出一点钱，有部分产权的特征，而入住者收入还会继续提高，若干年以后在他自愿的情况下，可以再出一笔钱，把这个部分产权房变成完全产权。这种事情，要充分优化设计。此外，我国新医改还在攻坚，怎么样在这个世界性难题方面交出高水平的答卷，还要共同努力。
我们也注意到，在“新常态”的打造方面，中央在给出九大特征的具体描述、八个“更加注重”以及五项任务的这些要求之后，还有宏观政策方面的交代：2015年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要促进“三驾马车”更均衡地拉动增长。要精心谋划用好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依靠促改革调结构，坚持不懈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努力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
面对未来，中国经济仍然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中国仍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市场潜力最大、增速最高的一员，特别是弹性即可塑性、回旋余地和“后发优势”，绝非其他大国可攀比。在走向和适应“新常态”时，还要引领“新常态”，我们要有这种基本信心：中国的改革需要攻坚克难，会有一些困难，也不排除会有一些曲折。但是要充分意识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有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这种顶层规划以后，我们应充分看到希望之所在——就是调动一切潜力和积极因素，按照现代国家治理的取向，对接“新常态”，打开新局面，打造升级版，把我们增长质量真正提高起来，为中国人民造福，也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共赢和平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