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直接法，我们做的是什么方法呢？在蛋白质结构分析里面，是把直接法和传统的蛋白质晶体学方法结合，那么这样一个研究方向实际上搞了几十年。最早我们能查到的文件是我们的，我们最早提出来的。然后前面红线之前是我们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的事。那么后面跟着有三篇文章，有两篇是Karle的，还有一篇比我们更远一些，但是他们文化大革命没有继续下去，我们过了文化大革命之后还继续下来。那么红线后面基本上就是我们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刚才1985年拿诺贝尔奖的人，他在拿诺贝尔奖前三年，他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而且在他拿诺贝尔奖的颁奖演说里头，他拿了奖以后，当时他就要做一个报告，那个报告就是直接法和反常分裂，或者反常散失，或者反常演示都跟这个有关。那么做什么事情呢？如果拿他这篇文章和我们那篇文章来比，当然他比我们那个要进一大步。

我们刚从文化大革命缓过劲来，在1985年我们发表那篇文章，这篇文章以1965年作为基础，但是进了一大步，而且具备跟他竞争的实力，以后就干起来了。然后中间整个竞争的过程，这个竞争基本上画上句号应该是在1997—1998年之间。为什么呢？光从理论上看，关键是你能不能带来直接关系？这样在1998年做到了，而其他的竞争对手没有，到现在也没有做到。

我们在1998年，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了我们1985年的方法，做出的一个胃镜蛋白质结构。就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听起来，也不是没有做事，今年他93岁还在干，而且拿基金，这个我比不了他，我拿不了基金。他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小分子直接法方面做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发展到这个水平，比他拿诺贝尔奖时候提高了一个数量级以上，所以他不是没有干事，只是这件事没有干成，但是另外他还是干了事的。

我们得到这个结果以后非常高兴，然后在一次讲习班里面，同时等于把我们从一个竞争的领域转入另外一个竞争领域。本来这个竞争领域是晶体结构分析方法的领域，应该说是比较友好的竞争。但是转到在方法领域，因为都是方法，就专注方法没有应用、没有推广，不存在大家抢市场的领域。而一旦转入到结构生物学里面这是一种工具，就牵涉到占领市场的问题。这里面就有点虽然都是善良行为，但是带出来某种善恶的特色，所以这个竞争形势比较严峻。

在这个会议上，我们做这个报告，用我们的方法做这个情况。几位美国人上来就说，直接法消除单波长异常散射数据的相位模糊，可能没有什么用处。有了同步辐射光源，我们可以用蛋白质的重原子衍生物采集多波长的异常散射数据。后来的发展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去做实验的人，只要有办法用单波长解决蛋白质，因为这个又费时间又浪费金钱，事先准备工作多得多，所以这也是一种科学。

当时我就想起八年前美国科学院给我们的评价，八年前当时有一个科学院院长，要求美国科学代表团到中国来考察，考察回国以后就写了生物技术在中国应用。另外正式由美国出版社出版，是1989年出版，书里面提到这么一句话，因为卢嘉锡院长邀请他来做考察，他就说了，文献调研显示，因为他没有看，他到中国来没有到我们那里看，但是他看了我们的文件，文件调研显示，中国的某些研究已经达到国际水平。然后举例，举例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例子，说了一段我们当时很想说但从来不敢说的话。

我们成功解决一个蛋白质之前，我们知道他有这个潜力，但是在公开场合不好说。他说了这种方面终将能够直接测定一系列肽和蛋白质的结构。这对蛋白质工程将有广泛和重要的潜在意义。后来我们也想通了，有一个人开会的时候说我，我是看见评价，尤其是二期工作者面临竞争的环境比我们严峻的多，因为我们老一辈有不少人说，我就劝他，我说对别人的评价，不要太认真了。比如孙悟空吧，在地上是神仙，到天上是弼马温。所以人与人不同人的评价对你截然不同，大家不要太在意。所以我也不太在意当时他们对我们的评价。

所以后来我们第一步，就是把我们的方法变成一个程序，能够做自动分析。那么这个程序在2007年出了第四版，马上我们会出第五版，我们每版都有特殊的改进。那么第一版出来以后，就在世界上应用比较广泛的一个蛋白质程序，然后还真的有用，这是几个美国人发表的一篇文章，我仔细看了一下他们的文章。最后我得出结论，这个结论如果不用我们的程序根本解释不出来。上面提到了用了各种各样的程序，最后是用了我们的程序，解决了部分的相位模糊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结构，我敢肯定说出不来，我们给他们做了贡献。

另外一个是日本人帮我们做的实验。是日本人有几个人做的实验，产生的数据，里面提了一大堆程序只有一个是我们的，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蛋白质程序。但是这个图是用我们程序算的，如果其他程序能够算得出来这个图，我想应该就不是这个图了。那么这是第一版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