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为纪念浙江大学抗战胜利复员回杭后的第一个校庆，浙大几个音乐团体创作了一首向竺可桢校长表达敬意的颂歌，名曰“求是之光”，先由乌鸦歌咏队唱出，后来印成歌片在全校传唱。其中两段歌词是：“十年流亡，风霜久摧鬓髪苍；惨澹经营，剑桥媲美，听万人欢呼竺校长。”“自由保姆，鞠躬尽瘁为人道；科学民主，矢志所求，歌真理战士竺校长”【1】。对一位健在的现任大学校长，学生们表达出如此深切的爱戴之情，这在中外教育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1936年4月至1949年5月，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他公忠坚毅，殚精竭虑，任劳任怨，将一生最宝贵的壮年献给浙大，创造了浙江大学历史上“文军西征”、“东方剑桥”的辉煌，也为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书写了绚丽的篇章。竺可桢的办学理念、教育方针、系科建设安排、师资队伍建设、贫困学生资助、后勤保障、学生社团活动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他廉洁奉公，爱校如家，爱生如子，一生倡言和践行求是的丰功伟绩，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新时期深化教育改革的重要借鉴。
一、高瞻远瞩的办学理念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在正式就任浙大校长的当天，就发表了《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演讲，精辟地阐述了他多年深思熟虑所形成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
首先，他提出“大概办理教育事业，第一须明白过去的历史，第二应了解目前的环境。”“我们应凭借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查世界的潮流，所养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2】这里所强调的两个方面，立足本国，放眼世界，融古今中外文化精华于一体，既注重继承，守住根基，也关注世界潮流，兼收并蓄。既不崇洋，也不排外，集古今中外文化教育之大成，是竺可桢教育思想的鲜明特色。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当全盘西化还大有市场的时候，竺可桢这种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的教育理念的确是高瞻远瞩，不同凡响的。而竺可桢长校浙大13年的成功实践，使浙江大学由一所主要服务于地方的学校，竟然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成长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也为竺可桢赢得了与蔡元培先生齐名的、中国最好的大学校长的盛誉。
其次，竺可桢论述了办好一所大学的基本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他特别强调：“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3】曾经拥有一大批国内顶尖、国际一流的著名科学家和人文大师，是竺可桢办好浙江大学的根本所在，也是浙江大学永久的骄傲。浙江大学历史上的辉煌，正是与竺可桢“竭诚尽力、豁然大公”，聘请了王淦昌、卢鹤绂、苏步青、陈建功、谈家桢、罗宗洛、贝时璋等国际知名科学家和马一浮、钱穆、熊十力、梅光迪、张其昀、张荫麟、谭其骧、丰子恺等人文大师分不开的。
再次，他强调了学习态度和独立思考之重要。竺可桢认为：“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然后在学时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知和不断研究的能力。”【4】
正是在竺可桢教育思想指导下，浙江大学在战火纷飞的艰苦环境里，培养了如李政道、叶笃正、谷超豪、程开甲等一大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杰出人才，并创造了大量优秀的科研成果，成就了“东方剑桥”历史的辉煌。
二、倡言并终生践行“求是”
竺可桢校长是浙江大学“求是”校训的制定人，也是终生践行“求是”的楷模。“求是”校训的确立，既是对从求是书院到国立浙江大学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几代师生优良校风和教风、学风的凝炼与升华，更是国难当头时，竺可桢校长率领浙大师生员工家属，举校西迁，历经艰辛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概括与总结。浙大西迁至广西宜山时期，遭遇疫病和战火双重灾难，师生情绪最为波动，是西迁过程中最困难的阶段。而竺老又刚刚经历了丧妻失子之痛，可他以坚强的意志和不凡的智慧，为危难中的浙江大学找到了鼓舞斗志，凝聚人心的法宝——“求是”校训。这是浙大西迁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竺可桢老校长留给浙江大学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后来，竺老多次撰文阐发“求是”，弘扬“求是”。发表于1941年《思想与时代》杂志第一期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就是论述“求是”精髓的名篇。
竺老在回顾近代科技史的过程中,论述了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他特别指出：“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了解得科学精神是在蕲求真理，吾人也可悬揣科学家应该取的态度了。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1)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飭毫不苟且。”【5】他还以布鲁诺、伽利略和刻卜勒为追求科学真理受贫寒，遭监禁甚至英勇献身等事例，突出强调“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很相类似。
竺老十分赞赏王阳明“无心同异，惟求其是”的信念，认为它可以作为“求是”之精髓解，因此在论述科学求真的精神时，他还引用了王阳明的两段名言：“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6】并特别强调“本校推原历史的渊承（本校前身是前清的求是书院），深维治学的精义，特定‘求是’二字为校训，阳明先生这样的话，正是‘求是’二字的最好注释，我们治学做人之最好指示。”【7】竺老不仅精辟阐述了求是精神的要义，更以其“无心同异，惟求其是”的光辉一生，当之无愧地成为笃行“求是”的楷模。在浙大西迁遵义、湄潭时，为保护师生，他不顾个人安危，走在浙大“倒孔”游行队伍的最前列，震慑了反动军警，未敢妄动，也感动了全校师生和社会公众。1947年于子三事件中，他据理与当局力争，痛斥军警漠视法制，无视人权，并公开痛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他还严词拒绝了最高当局责令他在报纸上发表“更正”的要求，斩钉截铁地说：“报载是事实，我无法更正！”【8】20世纪50年代，在“全盘苏化”时期，被誉为“中国摩尔根”的谈家桢教授受到不公正对待和批判，竺老公开为他鸣不平说：“政治不能代替科学，对学术研究怎么可以戴政治帽子？”谈家桢先生后来动情地说：“在那样的气氛中，知识分子已是噤若寒蝉，他却敢于站出来为坚持真理讲话，我是终生不忘的。”【9】在文革动乱时期，他“不随不惑，正气凛然，充分表现出一位正直科学家崇尚真理的高贵气质”，在那人妖颠倒的黑暗日子里，“1968年2月，在科学院造反派策划的一次会议上，他顶住政治压力，力排众议，以具体事实批驳了所谓科学院17年来‘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的谬论。”【10】这在当时是特别难能可贵的，是竺老一生践行“求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又一例证。真是“壮哉求是精神！此固非有血气毅力大勇者不足与言”。【11】
三、高风亮节，师表楷模
沈文雄先生在《看风云舒卷》序中说：“竺可桢是中国20世纪众多科学家、教育家中涌现的一位杰出人物，在科技界、教育界以至于整个社会中赢得广泛的崇敬。他的爱国之诚、爱心之切、为学之谨、持身之正、治身之勤被引为佳话，广为传播”。“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像竺可桢的人才有，而且不少；要方方面面都像竺可桢，学问高深，品德上乘，作风踏实，坚持博爱精神的学者就不多见了。”【12】
老校友杨竹亭先生回忆，1946年1月27日梅光迪教授追悼会后，因为竺校长在致悼词时提到哈佛大学三个被誉为“圣人”的教授，所以学生们在宿舍也议论：“谁是我们浙江大学的‘圣人’呢？”大家的一致看法是：“在我们浙大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教授很多，都可以比为圣人，可是其中最最受人尊敬的是竺校长”。【13】竺可桢老校长之所以能在浙大师生中享有圣人般的盛誉，就在于他以身许国，舍生忘死，以崇高的人品、学品和师德征服了大家，其高风亮节，堪称一代师表楷模。
竺老曾经指出：“求是的路径，中庸说的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他以一生的言行，依此路径，践行“求是”，为我们树立了身教重于言教的榜样。
竺老一生酷爱读书，兴趣广泛，求知不倦。“五十年代，他为了直接学到苏联的科学技术经验为我所用，虽年过花甲还决心攻克俄文，可年岁不饶人，记忆力差，工作繁重，困难重重，他全不在乎，不服老，除了听广播俄语讲座，还另请一位家庭教师作辅导，坚持了数年。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能阅读俄文科技资料了。”【14】就在临终前十天，竺老还“嘱子竺安去新华书店购鲁迅晚年的杂文，认为更富有战斗性，以便亲自阅读”。【15】竺老真正是终身学习的典范。
竺老一生克己奉公，廉洁自守，公私分明。“即使在抗战生活十分艰苦的岁月，浙大农场的瓜果禽蛋甚多，竺也从不占丝毫便宜。1946年1月，美国援助浙大鱼肝油精五千粒，有人欲送给其体弱之长子少许，当即被竺可桢拒绝。”【16】
《竺可桢日记》，即现《竺可桢全集》第6－19卷收录的竺老1936－1974年的日记，是竺老一生“公忠坚毅”、无私、“慎独”的真实记录，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其特殊的价值有三：首先在于它的私密性。它是竺老生前仅用于备忘、自省的实录，从未示人，甚至连亲人们都未看过的，更未曾想到要公开发表，因此文字特别朴实、直率、坦诚。其二，由于竺老特殊的社会地位，接触了许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他的秉笔直书，殊显珍贵，是研究20世纪中国科学史、教育史、文化史、军事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永久性的基础资料”。其三，竺老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物候观测、记录和记日记，直到临终前一天，还记录了当天的天气预报，其坚强的毅力和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最令浙大师生感动的，是竺老为浙江大学的生存、发展付出了太多的牺牲。抗战西迁路上，竺老在外奔波，延误了抢救良机，痛失结发夫人和钟爱的次子。抗战胜利后，又为了浙大顺利回迁，他不无遗憾地主动放弃了他曾在多年前“求去不得”的参加国际气象会议的良机和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会议的机会。竺老的高风亮节，令人感动。特别当我们在竺老的日记中读到“十年校长，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17】和“余对浙大校长一职实已厌恶万分也”，【18】这些饱含血泪的沉甸甸的文字时，更是深切地感受到，长校浙大的4750多个日日夜夜，承载着竺老多少的隐痛、心酸和无数牺牲！竺老在整整十三年的校长岁月里，所奉献的伟大牺牲，永远是他为浙江大学无私克己、任劳任怨、任险任悲的、不朽的历史丰碑。
四、满怀真情大爱，教泽广敷
沈文雄先生强调：“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竺可桢毕生体现的博爱精神。……他热爱我们国家，爱中华民族，爱科学教育事业，爱学生、同事和部下，同时热爱生活，爱自己的家。”【19】满怀真情大爱，正是竺可桢最宝贵的品格特征。
在竺可桢的家乡流传的故事说，在小学三年级时，语文老师要求以苦、甜二字造句，竺可桢的回答是“国家富强最甜，丧权辱国最苦，”寥寥数字，童年时代竺可桢爱国爱民族的思想跃然纸上。【20】爱国爱民正是竺老一生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在浙江大学，竺老被师生亲切地称为“浙大保姆”。他满怀真情大爱，珍惜爱护人才，关怀保护师生的事例不胜枚举。
抗战西迁开始时，为了让苏步青教授顺利地将家小送回老家，竺老为苏老的日本籍妻子，向浙江省主席朱家骅讨得其手书的特别通行证，使得他们一路平安，未受军警阻拦。在湄潭时，为解决苏老家庭生活困难，竺老又为其两个在浙大附中读书的孩子争取到公费，并因苏老家拿不出多余的被褥又特批两个孩子不必像其他公费生必须住校，可住家走读。后来，还为苏步青教授申请到部聘教授资格，工资翻了一番，真是照顾的无微不至。
1944年10月，黄翼教授临终前托孤给竺可桢等人，竺老数十年一直关怀照顾遗属，1963年9月，沈文雄先生在陪同竺可桢到宁夏中卫考察铁路固沙状况时，还专门探望了因“右派”问题被贬到中卫教书的黄翼之子，“目睹这对并非血亲父子亲密团聚的欢乐景象，再次感受到竺可桢博爱精神的力量。”【21】
在遵湄时期和回杭州以后，浙大发生过多起师生被特务、军警逮捕的事件，每一次竺老都不辞辛劳，多方奔波，设法营救。1945年3月，费巩教授失踪事件后，竺老几乎找遍了所有可找的大小关系、人物和机关，还为因陪送费巩教授遭陷害，并被判死刑的浙大毕业生邵全声，挺身而出，竭力营救，并两次前往狱中探望，坚持了两年半，终于使邵虎口脱险，获得了自由。“在这两年半的过程中，每逢一定段落，竺可桢都写信给邵全声的父亲”，“这些书信当时给邵全声父亲以希望，更令邵全声无限感动。他说他当时已是离校两年的学生，他父亲和竺校长更素昧生平，竺可桢如此尽力营救，真叫他终身难忘！”【22】而对费巩教授的营救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他曾上书周恩来总理，建议提审有关犯人查清此案真相，又报经批准优抚费巩先生家属”。【23】
竺老桃李满天下，在遵湄时期他还亲任本科生导师，多年后他还与许多学生保持书信来往，而他给学生写信的署名大都是“友生竺可桢”，这不仅体现了竺老的谦恭与低调，更是对学生的尊重和挚爱。
五、锻铸竺可桢学，任重道远
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张存浩院士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竺可桢是本世纪在中国科学家中最值得敬仰的大师。这样的伟大人物100年中也不过7、8个人。”【24】
二十年前，在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谈家桢院士动情地讲过，“纵观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我深深地认识到办大学而成功的校长只有两个人：其一是蔡元培先生，另一位就是竺可桢先生了。他们两人都具有许多优点，都是胸襟开阔，气度宏伟，都能打破各种思想和学术的派系束缚而广罗人才，去充分发挥各种学术思想和发展各个学术领域。他们自己，则是学有专长，学识渊博。”他还特别强调“蔡先生之与竺先生相比，蔡先生主持北大时期，是在和平时期，而竺先生接长浙大时期，正好是在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时期，其困难程度当比和平时期要困难得多。竺先生自奉清廉，与浙大师生同甘共苦。学校西迁泰和时，竺夫人病危、病故，他都不能很好照顾料理，他为浙大师生安危，继续到处奔波。全校师生无不感动，凄然泪下。在这民族抗战危急存亡之秋，办好这样一所不断搬迁流亡中的国立大学是很不容易的”。因此，谈老呼吁：“我希望各有关方面，大家都来总结竺先生的办学经验，要大书特书他的事迹。”“我认为竺先生的办学是个好榜样，值得举国上下向他学习”！【25】
竺老逝世36年来，我国科技界、教育界和浙大国内外老学长、老校友一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他老人家的崇敬与思念。特别是197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竺可桢文集》，上世纪80年代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五卷本总共300万字的《竺可桢日记》（摘录）后，在竺可桢研究会推动下，关于竺可桢的研究日渐广泛、深入，硕果累累。进入21世纪，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澳门赌场院长基金资助，列入“十五”、“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20卷《竺可桢全集》陆续出版，更为竺可桢研究构筑了新的更为坚实广阔的平台。一个新的竺可桢研究的高潮正在兴起。
《竺可桢全集》编辑委员会在该书《前言》中指出：“国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纵观竺老之一生，‘三立’皆备。他以求是精神醒世律己，以敬业精神继往开来，享中国气象学和地理学一代宗师之誉，研究水土风云，成果惠及百代，培育人才桃李满天下。”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严德一教授就提出了研究“竺学”即“竺可桢学”的问题，1989年11月，刘操南教授在其主编的《一代宗师竺可桢》前言中，评价说“竺师治学，重视实验，高瞻远瞩，博览群书，翱翔、驰骋于中国特有的丰瞻的历史文献和近代、当代欧美科学成就之间。学贯中西，文理渗透，予以融合和阐发。他的科研，跨越了不少学科，开拓了许多新的领域，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的特殊风格和特殊贡献。这一特色，不少教授尊称之为‘竺学’”。【26】1990年2月，刘教授又在《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中，发表《竺学蠡测》一文，系统论述了他的“竺学”观，为“竺可桢学”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重要贡献。刘操南教授认为: “严德一教授提出‘竺学’即‘竺可桢学’的概念,态度严肃，涵义深邃。严先生所称：‘竺学’，盖指竺师的气象学、地理学、古物侯学等的光辉业绩，卓越贡献。卢嘉锡教授谓：‘他（竺可桢）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献身共产主义的一名忠诚战士。’这三个‘一’字为学术界所公认，‘竺学’范畴，或当于此着眼。或谓‘竺学’，理应阐发竺师的治学方法，学术特色。”刘教授进而提出：“‘竺学’为何？学贯中西，文理渗透，博大精深，开物成务。此十六字，竺师复以其所倡导的求是精神贯之。”对此十六字,他进一步作出了详细的诠释。【27】
20年过去了，“竺可桢学”研究有了更丰富的资料和更好的研究条件，诚如澳门赌场路甬祥院长在《竺可桢全集》序中指出的：“我深信，‘竺可桢全集’的出版，不仅将为研究20世纪中国科学史、教育史、文化史和社会史提供永久性的基础资料，而且通过挖掘竺老的学术遗产我们将会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丰富的营养，竺老终生坚持的爱国、求是和敬业精神将得到进一步弘扬，对我们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定会提供极大的助力。”【28】
特别值得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界、教育界和浙江大学海内外广大校友们众多鲜活的回忆和深入研究，实际上已经为“竺可桢学”研究写出了良好的开篇。而且“竺可桢学”研究的领域也在进一步拓宽，即不仅包括竺可桢本人的生平、业绩、学术思想、办学理念，以及为人做事的方方面面等，这是核心的部分；另一部分还应包括与竺可桢一道为锻造浙江大学“求是”魂魄，为推进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在创建中央研究院和澳门赌场过程中，共同奋斗的师友和同事们的贡献。
以“求是”魂魄为核心的“竺可桢学”是我国科技界和教育界共同的思想宝库。全国众多热爱和研究竺可桢的学人是竺可桢学研究的生力军，竺可桢研究会是竺学研究的中流砥柱。而这次隆重纪念竺可桢诞辰120周年大会和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定会开创出竺可桢学研究的新生面，并成为“竺学”研究的又一个里程碑。（执笔人何亚平）
注释：
【1】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浙江大学简史》第一、二卷，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第170页。
【2】浙江大学教育研究室：《浙大教育文选》，浙江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第一版，第14页。
【3】浙江大学教育研究室：《浙大教育文选》，浙江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第一版，第17－18页。
【4】浙江大学教育研究室：《浙大教育文选》，浙江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第一版，第22页。
【5】何亚平、郭汾阳、王诗宗编: 《学术 浙大》，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第26页。
【6】何亚平、郭汾阳、王诗宗编: 《学术 浙大》，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第27页。
【7】浙江大学教育研究室：《浙大教育文选》，浙江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第一版，第38页。
【8】《竺可桢传》编辑组著：《竺可桢传》，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第128页。
【9】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一代宗师竺可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第一版，第13页。
【10】《竺可桢传》编辑组著：《竺可桢传》，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第218页。
【11】竺可桢：《壮哉求是精神》，浙江大学教育研究室：《浙大教育文选》，浙江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第一版，第61页。
【12】竺可桢：《看风云舒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1－2页; 第27页。
【13】杨竹亭：《竺可桢－我们心中的圣人》，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一代宗师竺可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第一版，第124页。
【14】陈汲：《我的丈夫竺可桢》，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一代宗师竺可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第一版，第142页。
【15】《竺可桢传》编辑组著：《竺可桢传》，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第368页。
【16】《竺可桢传》编辑组著：《竺可桢传》，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第113页。
【17】《竺可桢日记》第二册（1943－1949），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第一版，第953页。
【18】《竺可桢日记》第二册（1943－1949），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第一版，第1257页。
【19】竺可桢：《看风云舒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3页。
【20】竺可桢：《看风云舒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4页。
【21】竺可桢：《看风云舒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18页。
【22】《竺可桢传》编辑组著：《竺可桢传》，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第108页。
【23】《竺可桢传》编辑组著：《竺可桢传》，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第108页。
【24】竺可桢：《看风云舒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1页。
【25】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电教新闻中心编：《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第10－11页。
【26】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一代宗师竺可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第一版，第2页。
【27】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电教新闻中心编：《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第274－275页。
【28】竺可桢著：《竺可桢全集》第一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5－6页。
